李氏，陇西成纪人，唐朝时期公主，唐太宗李世民爱女，生母不详。深得唐太宗钟心，出嫁中书令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恃宠娇纵，行为不检，与《大唐西域记》执笔人辩机私通。唐太宗大怒，腰斩辩机，废杀奴婢数十人，公主非常怨恨，以至于太宗驾崩的时候，没有哀容。欲夺房遗直所继的梁国公爵位，诬告房遗直冒犯无礼，太尉长孙无忌审理，诬告公主与房遗爱，意图拥立荆王李元景谋反，坐罪自尽，追封合浦公主。
根据《新唐书公主传》的顺序判断，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第十七女，下嫁开国名相房玄龄第二子房遗爱，高阳公主的生母不可考，但是多数人根据高阳公主的境遇认为庶出可能性最大。若高阳公主为庶出，亦可因为韦贵妃确凿资料表明只和太宗生有纪王李慎和临川公主，认定韦贵妃可能小，唐太宗高级嫔妃中其他妃嫔的可能性较大，太宗有二十一位在世公主，高阳公主能得到唐太宗的另眼相待，可能是经常得见天颜承欢膝下所致，同时也与太宗脾气相投分不开，正史记载高阳公主有宠于太宗，深得太宗喜爱。
清河房氏出身山东高门，房玄龄受封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又以“房谋杜断”成为唐太宗建国治国的左膀右臂，高阳公主能嫁入房家足见太宗对其相当重视。房遗爱夫凭妻贵，以高阳公主得宠的缘故礼秩与所有已出嫁嫡庶公主的驸马绝异，礼秩指礼仪等第和爵禄品级。
房遗爱官至太府卿，后为房州刺史，太府卿乃从三品，是太宗朝驸马都尉中少有的财物实权肥缺，同时高阳公主的家姑范阳卢氏，也以性格刚烈着名，《新唐书》列女传记载了卢氏剜目明志的典故，又有《隋唐嘉话》趣事“千古风流一坛醋”的名号。卢氏在房家家谱中也有记载，可以佐证，想来高阳公主嫁入房家遇到这样一位性格鲜明的婆婆，想要为所欲为也当有所顾忌。
房玄龄见诸史料有三子一女：长子房遗直为嗣，妻杜氏未见有载；次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第三子房遗则娶荆王李元景之女，女为韩王李元嘉王妃，传说名曰奉珠；根据发掘的房氏墓志发现房玄龄可能还有一子名房遗义，妻吴氏，皇太子舍人、谷州刺史，还有一女嫁给当时莱州刺史兼莱州港造船使郑仁恺。房家子女可谓个个攀龙附凤，地位显赫，故而家庭关系错综复杂易生事端，加之房玄龄在贞观朝局中举足轻重，尽管房玄龄如履薄冰，但仍无法避免政敌的攻击，为房家后来的倾覆埋下了伏笔。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高阳公主和《大唐西域记》执笔人高僧辩机的‘风月案’，成为其遭受世人诟病的最大罪名：起因是与房遗直争嗣，直接导致高阳公主和唐太宗疏远。在这个时候御史又发现高阳公主和高僧辩机私情物证宝枕，太宗才知道高阳公主与和尚淫乱，于是震怒下旨赐死辩机，杀奴婢十余，在《资治通鉴》中故事更加完善丰满，赐死又改为腰斩。从宋仁宗以后，高阳公主和辩机的不伦之恋，成为铁板钉钉的正史，也是高阳公主化为淫荡史料形象的开始。
《新唐书》中记载的高阳公主与太宗因此事父女失和，与《旧唐书》中记载矛盾较大。《旧唐书》记载在房玄龄病重的时候，尚通过高阳公主对太宗上表，可见至少在唐太宗驾崩前，对高阳公主尚正常，公主没有任何失宠的迹象。当时，房玄龄一直在宫中治病，如果高阳公主已经因此事被太宗疏远，那么太宗是不太可能这样语重心长、心平气和地和她对话而被起居郎记载。此事在房玄龄墓碑上作为荣耀雕刻示人，可见至少在房玄龄死后近四年内，高阳公主“丑行”暴露可能性较小，否则高阳公主断难顺利晋封长公主并刻上碑文。
高阳公主和辩机事发地点，与唐代高僧管理制度不符，辩机的草庐在高阳公主封地，因公主打猎与之相遇，两者遂发生苟且之事。而事实上隋唐时僧侣管理十分严格，进出寺庙都有登记，无缘无故离寺不归不被允许，因此辩机的行为在当时实为违法，不可能多日不归而不被发现惩戒。何况辩机后来被选为玄奘的译经大德，实为当时佛教界翘楚，更不可能无视严厉的寺庙管理制度随便出入而无人关注不加追责。
最后，许敬宗为《瑜伽师地论》所作后序，乃唐太宗过目钦定，其文字肯定要考虑到太宗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果辩机真与高阳公主有染，许敬宗必会知道，更不会在此文里详细提到辩机，而在《大唐内典录》和《续高僧传·玄奘传》中提及另一名大德道宣追怀往事，对辩机耿耿思念之情难以抑制。必须要说的是，“律宗”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道宣是“律宗”的创始人，却对辩机多有怀念，实在是与辩机“破戒”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怀疑辩机之死是否另有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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