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人，晚唐着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起家秘书省校书郎，迁弘农县尉，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病逝于郑州。
李商隐，随父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在此之前，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作了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辞去了弘农县尉后，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自关中移家永乐，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品阶比之前的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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