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常工资水平应在一千五百元左右，除去当地泥煤以及必要的运输费用，窑主一年的利润在50－70万元。对于蒋正丰来说，这利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为了利润，窑主和包工头两个人求财若渴的协议，也注定了这些民工陷入绝境的命运。
“你们当老板的做些什么？”
“具体我们光管砖。”
“你光管砖？”
蒋正丰的妻子似乎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更正道：“是我丈夫他。”
“这些工人们头发很长，身上都臭了，还被打，这情况你不知道？”
蒋正丰的妻子摇头，道“我不知道。”
“你住这么近会怎么不知道，你丈夫干些什么会不知道？”
蒋正丰的妻子还是表示，“我真的不知道。老板不一定会过问太多的事，下面有包工头呢。”
曾家辉也不跟他理论，一切有法可依，只是问道：“养的那些狼狗你知道吗？”
蒋正丰的妻子对这个道是不否认，但却另有说法，“这是正常的狗子，你看看我们的狗子在这儿，他绝对不会咬人的。”
她还真把狗招呼到身边，确实像不咬人的样子。
“这狗是你养的还是工头养的？”
“这是我们的狗。”
曾家辉转身看了一下，自己曾经在这儿呆过几天的砖窑，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距离，一边是是窑工们被折磨囚禁的房子，另一边则是老板蒋正丰的家，而这个蒋正丰，也正是黑山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他不相信蒋正丰的妻子不知道折磨窑工的事。
这种人也许只有换个地方、换一种职业的人来问她才会说实话。
他换了一个问题，“你这个砖厂现在有什么手续吗？有营业执照吗？”
“没有。”
“什么手续都没有？”
“嗯。”
“那为什么还能生产？”
“我们这边都这样的，像这小砖厂要什么手续啊，大家都干呢，又不是这一家。”
“你知道的有多少？”
“小砖厂多了。”
“他们也用劳工？”
“我不懂这个，我只知道有些外地人来打工罢了。”
她的说法，与曾家辉在蒋正丰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这些黑窑全都知道自己是非法生产，而且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政府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也是仍其存在的。
这算什么意思？他不禁想问。
“打工？开了工钱吗？”
“好像记着帐吧。”
“那有人来管过吗？”
“谁管啊，大家都这么开厂的……”
曾家辉无语了，没手续，还没人管，不出事才怪。就是这个村里，也不会有人管，因为儿子蒋正丰的砖窑，就位于他父亲村支书承包的山上，当地的工商所和劳动监管部门无人过问！而经常往来于村支书家的包村干部，也无人过问！他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劳工们饱受折磨，其中有人被活活打死，竟然连一个报案的人也没有！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作为基层一级的党员领导干部，村支书到底在这个罪恶的砖窑里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蒋正丰的妻子还说她遭到包工头的死亡威胁，“包工头逃亡时，还将他只有八岁的儿子留在我家，后来才被镇派出所接走的。他逃走之后，还打电话给我，让我们把他的孩子送出去。”
这一点得到了镇派出所长的证实，“确有其事。”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他的孩子已在我们的监控之下进行了妥善安排，我们还进行了抓捕计划，我们已经让她在电话中联系，让他自己来接孩子，理由是家里出了事，没法送。”
“哦。”
蒋正丰的妻子还继续说了，“那家伙在电话中说，让我们快把孩子送过去，他说他的手段我们知道，要不就要找人抄了我家，整死我们！”
“哼，嚣张得了几时。”
曾家辉最后见到了蒋正丰的父亲，这位倍受压力的村支书。六十岁的村支书是哇哇大哭，“事到如今，不如一头撞死？”
“前几年挣不到钱，用了包工头后有效益了，于是就抱着侥幸心理。”
村支书如此揣测儿子蒋正丰的心理。
最终，窑主蒋正丰为贪婪付出了代价。这个中年男子留给村民最深的印象来源于十年前。有一次他贩粮至邻近乡镇，因车辆无相关证件，被当地运管所扣留。为抗拒交费，他竟浑身捆满雷管与运管所对峙，后被证明雷管为假，遭至一阵痛打。
这使得他在村民中口碑甚差，有村民在调查时说，“他脑子缺根弦，做事认死理”。而陪同调查的当地驻村干部形容，“他是一个典型的抗法刁民。”
前些年，蒋正丰一直在设法谋求发家致富。他曾一度以运输为业，但所获寥寥；还承包过两年全村的农田灌溉业务，却屡因收缴资费，与人发生龃龉。后来曾开办石灰窑，但适逢临近的地区搞风景区开发，石灰窑因被本地查禁只好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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