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自然不知道土肥原的事，但天下都知道狼人的事，有日本人悬赏，就有人连夜撕下告示扔掉。
更有甚者，撕掉告示后不算，还在墙上张贴新的告示，有举报“狼人大侠”者，无家者取其命，有家者灭其族。
小鬼子不得不派人看守告示，但那些看守告示的伪军也好，保安军也罢，全都被扔了一脸的菜叶或夜香。
直到鬼子下达责任令，谁家房前的告示毁坏、污损无论凶手是谁，家主都要承担罪名。
这一下，那些被鬼子命名为反动者的民间义士才没了动静。不过，贴在政府部门的告示依然经常被人损毁。
李应这里，他已经离开了宛平，甚至离开了北方，他一个人解决不了战争，个人武力再勇猛，也难以和国家机器相抗衡，除非鬼子高官脑袋被门连续挤了两下，一个一个跑到李应面前，玩一对一单挑。
李应也没有过这种想法。他之所以要离开北平，不对这里的鬼子赶尽杀绝。一个是基本不可能，那么多的鬼子、伪军、保安军，就算站着让他杀，他也杀不过来。
另一个，他并不知道日本的军官都是谁，做独行侠的好处是自由，没有拖累。坏处就是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
他杀的那些军官，有些是机缘巧合下撞见的，有些是有运气的成分赌中的。他蓄谋的暗杀实际上只有郑葬海一人。
最后一个，鬼子的防卫也是越来越严，不仅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实施暗杀的人。
国党的特工，民间的义士，绿林好汉，红党的武功队，这些人都会几手功夫，虽然不高，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近身的，再加上专业的刺杀训练，成功率比李应要高的多。
所以鬼子的防卫力量也是空前的强大，不仅有绝对效忠的死士，伊贺家族的忍者，宫本家的核心武士，还有可以乱真的替身。再加上强大的搜查能力。
这让李应这个独行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前几次，鬼子用赏金的方式来悬赏他，效果几近于无。现在换成了知情不报，祸及九族。
不讲理的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只要李应在你附近出没，你不知道就算你没报。一个字，杀。
逼迫着百姓必须抓寻可疑之人，而这个时候的中华，人员流动性并不大，一但有陌生人出现马上就会被认出。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不让百姓们难做，他也只好离开。
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势不在我，硬扛下去不会有更大的进展。还有可能是死路一条。
这不是逃避，这是不得不向大势妥协的结果。
李应离开时，北方是七月份，由于战争，田地几乎都荒废了。但南方这里不一样，田里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长相喜人。
大街上， 一群群的读书人举旗游行，抗议日本人侵略中国。国党政府不得不采取镇压之策。
此时战火还未烧到南方，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纷纷向国党提出警告。
但中央那位至高统帅此时却天真认为，外交可以延缓日本，党国之疾在于红党。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日本人只是小病，大患在于心腑之中。
这是李应第一次坐火车，把自己画成一个木讷的年轻人。不时有大学生给他发放一些传单，跟他讲鬼子的野心。分析得头头是道。
也有学生见他年轻想拉他入伙，一起去北上参军和鬼子在战场上拼命，正是义愤填膺的年纪，平时可能连只鸡都不敢杀的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想跟鬼子刺刀见红。虽然无知，但总比那些投靠鬼子，在自己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强出万倍。
李应笑着摇摇头，随手将几张法币塞进几个女大学生的募捐箱里，她们要筹资金给前线的战士买药品和服装，这些钱到底有多少能到战士手里不得而知，但她们的拳拳报国之心天地可鉴。
火车在南京停下，一群群的人从车上下来，又一群群的人拥挤着上车。有逃来的，有逃走的。
他知道师父说的宗门在江南，但具体在哪个地方他并不知道。路上听人说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这个国家的统治中心。所以李应就来到这里，期望能找到师父的线索。
只是这种希望渺茫的如同大海捞针。当然他也可以去武林宗门去打听，但当年那些知情人恐怕都已经作古。
更何况，他大北刀宗如今的情况，别说武林宗门了，就算地方政府单单为了那些宝物都想插一手，知道了李应是大北刀宗传人，别说打听消息了，他自己都得面对比被鬼子追杀更难的境地。
南京，古称金陵，有着“天下文枢”的美称，明清两代一半的状元都出自这里。
文风冠绝天下，秦淮河的名声更是天下无双。
当然这些都是李应在火车上听他人聊天说的。但南京给他的感觉不止是繁华，还有一些慵懒的暴躁和平稳的不安。
这些词感觉有些矛盾，但看看街上的情况就十分明了，进步人士拼命地游行示威，底层百姓漠然地看着这一切，精英人士在喝着咖啡，流浪汉在向穷人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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