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的麻烦更大，三轮车是他和姥姥家的邻居借的，这要是还不回去肯定得赔。一辆三轮车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讲也是个大件儿，父母两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见得够。
这时候刘文宇终于说实话了，说他爹就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上班，那几个戴红箍的也正是办事处的。至于说当时为啥不提他爹的名号，他也说了，三个字，怕挨揍！另外刘文宇还说了，即便找到他爹可能也要不回来，可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去试试，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嘛，这顿揍他就准备挨上了。
病急乱投医，洪涛也顾不上让家长和学校知道的问题了，自告奋勇，孤身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听上去挺陌生的衙门口。当时想的还挺美，准备再把学校里对付老师的那套祭出来，先诚恳认错，然后深刻检讨，能把三轮车要回来就成。
老刘同志亲自接待了洪涛，批评教育了一顿之后三轮车要回来了，同时也挺仗义，真的没向学校和家长告状，但刘文宇这顿揍算是挨上了，据说笤帚把都打断了。
很久以后洪涛才知道，三轮车不是一句话就拿回来的，老刘同志自己掏了五十块钱罚款，更没和同事提那是他儿子同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儿子去摆摊很丢人，宁可花钱也不愿意让同事知道。
至于说干这个能不能挣钱，真不在是他想考虑的，他的脑子里恐怕也没有钱多就是成功的念头，不是装没有，是真没有。
在当时的社会里，这种人还是不少的，各部门都有。但很快他们就被时代抛弃了，拿着退休工资，看着后辈大把大把捞钱，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拿刘文宇举例吧，如果老刘现在还在主任的位置上，思想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儿子开个餐馆还用和外人借钱吗？
其实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刘文宇根本就看不上小餐馆了。他有大把机会能用更省力气的方式去赚更多钱，甚至都不用老刘同志帮多大忙，只要能睁只眼闭只眼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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