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主登基与太后摄政
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是东晋帝国建立者晋明帝司马绍的嫡长子，拥有纯正的汉族血统，他的出生和成长伴随着东晋初立的动荡与门阀政治的深深烙印。325年10月19日，随着父亲晋明帝不幸驾鹤西去，五岁的司马衍骤然承担起了整个帝国的重担，正式登基为东晋第三位皇帝。由于年幼且心智尚未成熟，无法独立理政，司马衍的登基意味着东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幼帝执政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朝廷权力的实际运作倚仗于皇太后庾文君的辅佐。明穆皇后庾文君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家族背景，开始执行垂帘听政的制度，代表年幼的司马衍处理日常政务，维系着东晋朝堂的基本运作。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传统儒家伦理中母后摄政的典范，也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维持王朝正统性与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
然而，幼帝时期的东晋并未因此而得到安宁。司马衍登基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苏峻与祖约的叛乱，迫使朝廷不得不撤离建康，迁往更为坚固的石头城避难。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乱中，晋廷饱受冲击，但也得益于陶侃等忠诚将领的奋力抵抗，最终于329年平定了叛乱，并成功重返建康。
尽管年幼的司马衍尚不能亲政，但他统治下的东晋朝廷仍试图推进一系列政策以稳固统治基础。在其短暂的在位期间，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如豪门兼并土地、山川资源私有化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晋成帝在336年颁布壬辰诏书，严禁豪强侵占公共山川大泽，这是对既有体制进行微调，试图遏制贵族势力过度扩张的尝试。
此外，晋成帝还推行了着名的“土断”政策，于341年着手整理户籍，将原本因为战乱而大量涌入南方的北方世族纳入所在地户籍管理，意图打破原有的部曲制度，加强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力度。
二、动荡中的宫廷迁徙与平叛
晋成帝司马衍即位之时，东晋王朝尚未从开国之初的动荡中完全恢复过来，门阀士族的权力斗争依然激烈。327年，一场突发的内部动乱对年轻的晋成帝统治带来了严峻考验。时任历阳太守苏峻，拥兵自重，不满当朝权臣庾亮的专权，加之与豫州刺史祖约之间的利益纠葛，两人遂以诛杀庾亮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初期，苏峻、祖约联军来势汹汹，凭借其军事实力迅速逼近京城建康。面对如此紧急情况，出于对皇室成员人身安全的考虑，宫城不得不从建康迁移到了防御工事更为坚固的石头城。此次迁徙象征着朝廷的临时退守，也是对叛军嚣张气焰的无奈回应。
在这长达两年多的动荡岁月里，东晋朝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首都沦陷，国家中枢受到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各地官员对此反应不一，有人选择观望，有人则挺身而出对抗叛军。其中，以陶侃、温峤为代表的忠臣良将发挥了关键作用。陶侃以其深厚的地方根基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团结各方力量，尤其是与江州刺史温峤联手，组织了一支有力的平叛部队。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陶侃、温峤等人率领的官军逐渐扭转了战局，最终在329年成功击败了苏峻叛军，平定了这场差点颠覆东晋王朝的内乱。苏峻在战乱中丧命，祖约则被迫逃亡，后投奔了北方的后赵
三、对外征战与战略调整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面临着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后赵的持续压力，以及恢复中原失地、强化边防的迫切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武力收复北方领土，重振晋室威仪。
庚亮，作为当时东晋的重要大臣，因其才干和声望得到了晋成帝的信任与倚重。在336年前后，庚亮受命负责北伐事宜，肩负起收复失地、抵御外侮的重大使命。然而，这次北伐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庚亮率领的军队在与后赵名将石虎的对抗中遭受了挫败。石虎以其精锐兵马及高超的军事才能，使得庚亮的北伐计划受阻，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这场战事反映出东晋朝廷在军事实力和战略部署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东晋内部存在着门阀割据、兵力分散的问题，难以集结足够强大的统一力量进行有效的对外征伐；另一方面，北方的后赵政权在石勒、石虎父子的经营下，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和强大的军事机器，非一时之力所能轻易撼动。
庚亮北伐的失败，不仅给东晋带来了一次沉重的军事打击，更促使朝廷深刻反思其国防战略和整体政治布局。朝廷开始意识到单纯依赖武力征服并非解决边疆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是需要结合外交、内政等多种手段，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提升内部凝聚力，同时寻求与其他北方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或联合抗敌的可能性。
四、社会经济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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