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在罗城的清廉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当地百姓在缴纳田赋时，特意留下一些银钱放在他的案桌上，作为对他清廉的感激。于成龙仅留下足够买一壶酒的钱，其余全部退还，此举深得民心。在他的治理下，罗城百姓安居乐业，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亲情般的联系。
于成龙在罗城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的仆人难以忍受这里的艰苦条件，有的离开了他，有的因病去世。罗城人对此深感同情，时常来看望他，并试图给予帮助，但都被于成龙婉拒。即使在家人来访时，罗城百姓也纷纷凑钱表示慰问，于成龙同样谢绝了这份好意。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了上级官员的赏识。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举荐为广西省当年唯一的“卓异”，并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州。当罗城人得知他即将离开时，全城百姓纷纷赶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表达不舍之情。在于成龙动身前往合州之时，许多罗城百姓一路追随，痛哭而回。有一位盲人甚至主动提出陪伴于成龙上路，帮助他度过难关。这段旅程虽然艰辛，但在盲人的帮助下，于成龙最终顺利抵达了合州，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四、主政合黄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显着，为他赢得了声誉。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合州的情况与罗城类似，经济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进川后遭受重创，百姓背井离乡，州城仅剩百余户人家，每年征收的正赋只有十五两白银，而供役却十分繁重。
面对这样的困境，于成龙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首先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积极召集流散的百姓返回合州，开垦荒地。为了鼓励百姓复耕，官府提供了种子和耕牛，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合州的百姓数量就从百户激增到了千户，显示出于成龙政策的有效性和民众对他的信任。
于成龙深知百姓的疾苦，他上任不久便遇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巡抚旨令采伐楠木。这项任务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于成龙毫不犹豫地上书《采楠木详》，在奏折中直言采伐楠木之举劳民伤财，请求废止这一命令。他的直言不讳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这项劳民伤财的任务得以取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由于在合州的出色表现，于成龙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康熙八年（1669年），他被进一步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职期间，于成龙继续发扬他在合州时的优良传统，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改善当地的民生。他的政绩再次得到了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赏识，张朝珍认为于成龙是一位难得的良臣，因此再次举荐他为“卓异”。
五、平乱湖广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被举荐为“卓异”，随后被调往武昌府主持政务，并将被擢升为武昌知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的军队在贵州、湖南等地迅速扩张势力，同时派遣了许多湖北籍部将携带“札书”回乡策反，引发了一系列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了所谓的“伪札”，知县以“通贼”的罪名大肆逮捕，导致人心惶惶。在此背景下，接受“副将伪札”的麻城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趁机联络东山一带的山寨发动暴乱。鉴于于成龙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请出来平息事态。于成龙采取了“招抚”的方针，查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发布安民告示，使得大多数被迫参与的百姓回归正常生活，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接着，于成龙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进入刘君孚的山寨，成功说服了刘君孚和他的三百名枪手放下武器。仅仅十天的时间，这场动乱就被顺利平息了。
同年八月，于成龙被调任黄州知府。不久，第二次暴乱再次爆发。潜入的奸细利用黄州府空虚的机会，联合当地豪绅发动叛乱。这一次，叛乱的规模更大，声势浩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于成龙力排众议，制定了坚守黄州、组织乡勇主动出击的战略。他调动了两千名乡勇，指挥他们分路进攻叛军。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千总吴之兰英勇牺牲，官军一度陷入被动。于成龙亲自上前线，激励士气，最终在李茂升和张尚圣的帮助下，成功击败了叛军首领何士荣，平定了叛乱。这场战斗只用了二十四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得到了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赞誉。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州遭遇了灾荒，社会动荡不安。于成龙为了安抚民心，修缮了赤壁的亭榭，并与僚属一起吟诗作赋，以此来稳定社会情绪。不久之后，因为继母去世，于成龙需要回家丁忧，但蔡毓荣上奏请求让于成龙继续任职，即所谓“夺情视事”。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设立了江防道，驻扎在黄州，于成龙被升任为湖广下江防道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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