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于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康熙帝对其十分信任和赏识，于是升任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官，标志着熊赐履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四、嚼签罢官
嚼签案是熊赐履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熊赐履的政治命运，也对他的人品和学问评价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事件起因于熊赐履在处理陕西总督哈占关于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的奏疏时出现失误。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份奏疏应当由熊赐履 票 拟处理意见，然后送交三法司核议具奏。然而，熊赐履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将奏疏误票为“三法司核议具奏”。
在这一错误被发现后，熊赐履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失。他私下将原本的草签嚼毁，并伪造了另一份草签，将责任推给了大学士杜立德。为了使伪造的草签看起来真实，他扯去了纸边，并用小字重新书写，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将过错转嫁给杜立德。
这一行为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在康熙帝的要求下，吏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熊赐履的行为构成了严重失职，并建议将其革职。最终，康熙帝采纳了吏部的意见，下达圣旨：“熊赐履着革职。”
这一事件对熊赐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导致了他的罢官，而且损害了他的声誉。在此之前，熊赐履一直以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着称，但在嚼签案发生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许多人认为这一事件暴露出熊赐履在面临困难时缺乏坦诚的态度，以及在权力面前不够正直的一面。
嚼签案的发生让熊赐履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挫折。尽管后来他得以复出，但这一事件无疑给他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人们对他的评价。
五、潜心学术
熊赐履罢官后，正值“三藩之乱”尚未平息的动荡时期。失去官职后的熊赐履选择搬离京城，迁居到了江宁城北的莲花桥附近，后又搬到了溪西的清凉台居住。这一时期，熊赐履远离了官场的纷扰，过上了简朴的学者生活。在江宁的十多年间，他未曾离开清凉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由于之前为官期间始终保持清廉，熊赐履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因此在罢官后的生活十分拮据。面对经济上的困难，熊赐履并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而是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理学的研究之中。这段时期，他完成了多部重要着作，其中包括《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
《学统》是一部系统总结和探讨儒家学说发展的着作，熊赐履在书中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历代儒者的学说进行了评述。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深刻认识。
《下学堂札记》则是熊赐履对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的记录，通过这些札记，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
《朴园迩语》是一部集理学思想与生活感悟于一体的着作，反映了熊赐履在学术与修身之间的平衡之道。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学识，也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谦逊与平易近人。
六、复出病故
熊赐履在经历了嚼签案的打击后，一度退隐学术，专注于理学研究。然而，他的学识与才干并未被遗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廷再次给予了熊赐履机会，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这标志着他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然而，不久之后，由于母亲去世，熊赐履按照传统礼俗返回江宁守丧，暂时离开了官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熊赐履再度被授予礼部尚书的职位，这显示出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重视。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正式进入京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生涯。次年，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熊赐履被调任吏部尚书，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职位，表明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随着时间的推移，熊赐履在官场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担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的总裁官，这标志着他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就。在这一时期，熊赐履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还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熊赐履已经年届68岁，他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退休。康熙帝对熊赐履的贡献表示赞赏，并命令他以原官卸任，但仍可享受俸禄留在京师以备顾问，这意味着他虽不在官位，但仍能在关键时刻为皇帝提供意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熊赐履回到了江宁，开始了晚年的生活。这一时期，他可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指导后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熊赐履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他逝世后，朝廷追赠他为“文端”，这是对他一生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高度评价。
六、结语
熊赐履作为清初理学名臣，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更是在学术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和着作至今仍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通过对熊赐履生平及学术成就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清代初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变革，以及理学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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