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留捐银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他的到来并非带来了新的治理理念或是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而是开启了一段利用职权进行大规模贪污的历史。在他上任之初，正值朝廷下令肃州、安西两地可以按照旧例收取民众捐纳的粮食，以此作为换取国子监生资格的条件。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鼓励民间储备粮食，并给予那些无法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一条获取学位或官职的道路。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做法因种种弊端而被停止执行。
但王亶望并没有遵循这一停止命令，反而与当时的总督勒尔谨商议，决定继续推行这一制度。他们以内地仓库储粮不足为借口，命令各地州县重新开始收取捐纳。更进一步的是，他们改变了捐纳的形式，不再接受实物如豆麦等粮食，而是改为收取银两，也就是所谓的“折色”。这种转变使得原本应该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直接流入了个人腰包。
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王亶望还捏造了甘肃地区遭受旱灾的情况，谎报需要大量的粮食来进行赈灾救济。实际上，这些通过捐纳所获得的银两并没有被用来救济百姓，反而被王亶望及其同伙们私分。从总督到各个层级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一幸免地参与了这场分赃游戏，而王亶望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这一系列的不法行为持续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王亶望上报中央的数据异常庞大，声称已收到一万九千人的捐纳申请，共计捐纳了八十二万石的粮食。这样的数字显然超出了常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于是，乾隆帝提出了“四不解”的质疑，即为何甘肃这样一个贫困且土地贫瘠的地方会有如此多的人愿意捐纳，以及如此多的粮食是如何被处理的等问题。
面对朝廷的质疑，勒尔谨等人并没有选择坦白，而是继续编织谎言，试图蒙混过关
二、铺张奢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因其在甘肃的“政绩”被擢升为浙江巡抚。然而，他的升迁并未改变其一贯以来的贪婪与奢靡作风。在乾隆四十五年，当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时，王亶望负责接待工作，他为了讨好皇帝，竟然不惜花费大量公帑来装饰沿途建筑，布置华丽的场景迎接圣驾，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接待规格。
乾隆帝对此表示不满，并明确指出，南巡的目的在于了解民情风俗，而非享受奢华的游览。他对王亶望过度奢华的接待方式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告诫说：“南巡只是体察民情风俗，不是游玩观景，今添建屋宇，张灯结彩，朕实所不取。”这表明乾隆帝对于官员应当秉持节俭原则的态度十分坚决。
不久之后，王亶望的母亲去世，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官员应当辞官回家守孝。然而，王亶望并未遵守这一传统习俗，而是上书请求在完成百日的丧期后，继续留在浙江处理海塘工程。乾隆帝考虑到海塘工程的重要性及王亶望的专业能力，特许了他的请求。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平息。在乾隆四十五年，浙江巡抚李质颖入朝面见乾隆帝，并在讨论海塘工程进展时与王亶望产生了分歧。李质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王亶望在母亲去世后没有遣散家眷回乡守丧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节的极大不敬。乾隆帝听闻此事后，对王亶望的行为感到愤怒，认为其行为狂妄且逾越了礼法，于是下达旨意斥责王亶望，并将其解职，但仍允许他在海塘工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三、虚销赈粟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随着大学士阿桂奉命前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一系列涉及地方官员的贪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阿桂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杭嘉湖道王燧和嘉兴知府陈虞盛利用职务之便，以“大差”为名进行贪污舞弊活动。所谓“大差”，通常指的是由于突发事件或特殊任务导致的额外开支，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往往成为某些官员敛财的借口。
鉴于此，阿桂上书弹劾了这两名官员，并且皇帝怀疑他们的行为可能与前任浙江巡抚王亶望在任期间的庇护有关。因此，乾隆帝下令逮捕王燧，对其进行严格的审讯。与此同时，甘肃境内发生了河州回民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事件，甘肃巡抚勒尔谨在镇压过程中失利，损失惨重，也被捕审问。
在这一背景下，阿桂被任命为赴甘肃督剿的负责人。然而，由于抵达甘肃后遭遇连日大雨，军队行动受阻，阿桂只得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朝廷。乾隆帝对这一状况感到怀疑，并开始思考甘肃近年来连续 报 旱 的真实性。于是，他命令阿桂与总督李侍尧一同详细调查甘肃历年来的赈灾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阿桂和李侍尧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原来，王亶望等人在甘肃任职期间，曾命令将“监粮”改为捐银，并且虚报了赈灾粮食的数量。这意味着，大量本应用于救助灾民的粮食实际上并未发放，而是被官员们私下瓜分了。这一发现彻底激怒了乾隆帝，他立即派遣侍郎杨魁前往浙江，与新任巡抚陈辉祖共同审理王亶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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