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通世故
郑光策的故事中，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情节发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杭州，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君主，乾隆的每一次出行都牵动着朝野上下无数人的心。在这次南巡过程中，皇帝下旨召集各地的才子学者，命令他们在杭州的敷文书院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以此来选拔人才。这次考试不仅是对才学的检验，也是对个人品格的一种考验。
郑光策作为当时文坛的新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他带着满腔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杭州。然而，当他抵达考场，面对的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大臣和珅。和珅不仅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更是乾隆身边的红人，他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坐在御座下的脚几上，要求每一位考生都要向他屈膝递卷。
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为了前途，他们或许会选择暂时妥协，毕竟和珅手中的权力足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但是，郑光策却是个例外。他深知自己的立场，也明白自己的原则。在他看来，向和珅屈膝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科举公平性的破坏。因此，当轮到他时，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屈膝，而是选择以一种坚决的态度面对这位权臣。
郑光策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愤怒地侧目而视，他的神情表达了对这种不平等对待的不满。随后，他毅然决然地与同样感到不满的闽士林乔荫等人一起，向和珅行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离开考场，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对和珅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自身信念的一种坚持。
和珅对此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心中的怨恨导致他将来自福建的考卷搁置在一旁，不予审阅。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一些矛盾，也体现了郑光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不妥协的精神。他的行为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不通世故”，却也赢得了那些同样厌恶不公者的敬佩。
二、进言献策
在郑光策回到家乡之后，他并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消沉，相反，他更加投入到学问之中，尤其喜欢研读那些能够应用于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践的书籍。除了广泛涉猎诸如《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这类经典史学着作之外，他还深入研究了多位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例如陆贽、李纲、真德秀、王阳明等人的着述。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也为他日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吏部即将举行新一轮的官员选拔，郑光策却表现出了对出仕的淡漠态度。他认为如果真的被迫出仕，宁愿选择担任教职，既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能维持生计。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仕途的谨慎态度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地区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朝政府派遣福康安前往镇压。在此期间，福康安途经泉州时，得知郑光策在当地任教，便召见了他。郑光策在此次会面中展现出了他的才能，提出了多项针对平叛和后续治理的策略，受到了福康安的认可，并被采纳实施。
次年的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起义后的善后工作，再次邀请郑光策提供意见。郑光策提出的关于改善台湾吏治的建议也得到了徐嗣曾的高度评价。尽管福康安和徐嗣曾都希望郑光策能亲自前往台湾协助处理事务，但考虑到母亲年迈，郑光策婉拒了这一邀请，选择留在家中尽孝。
除了为国家大事献策外，郑光策还在地方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福清县，溺女之风盛行，这是一直困扰当地官员的问题。郑光策利用自己在福清书院的影响力，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他深入分析了这一风俗背后的社会原因，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禁止措施。这些努力虽然短期内可能难以见到显着成效，但长远来看，有助于改变这一不良风俗，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三、掌教鳌峰
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郑光策接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的邀请，担任了鳌峰书院的主讲。这一时期，他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改变当时教育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现象。郑光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所谓的“经邦济世”。
当时的士人往往要么沉迷于空洞的哲学讨论，要么埋头于古代文献，远离现实社会的需求。这种现象导致学界的思想变得空虚，士人的品行也受到影响，“气习污下，奔竞卑鄙”。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光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郑光策在鳌峰书院的讲席上，首先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明确了自己的志向，才能更好地吸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他借鉴了历史上那些成功人士的例子，指出成就一番事业不仅需要超群的学问，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因此，他教导学生要以古人中的杰出代表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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