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初第二次差点儿辍学，是因为学费。
新初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王道渠是三江镇远近闻名的最有钱的“包工头”，那时学费也很低，一二年级的时候就五毛左右，到了四五年级也不过一块把钱。父亲被抓走后，等到新初上快要上初中的时候，学费贵了，父亲却被抓走了。新初读初一时，学费涨到了难以承受的五块，初二又涨到了八块，这对于当时的工人干部家庭已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是新初母亲——一个丈夫被判刑入狱不在家，还拖着四个娃儿的农村妇女。
小学毕业那年，新初想继续读初中，又不敢、也不忍问母亲要学费钱，他背着空空的书包来到公社中心校。当上课铃声急骤地响起，没钱报名、又不敢进教室的他独自一人在空空的操场上瞎转悠，被上体育课的二姐新雁看见了，问明原委后，拉着弟弟去给班主任张平老师求情，这才进了教室。
教室倒是进了，但没有交齐学费的同学是不发新课本的。当只剩下新初一个人两手空空、辛酸而又尴尬地呆坐在座位上，神不守舍地看着老师上课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家后，任凭母亲怎么劝怎么骂，新初就是不肯再去学校。新初母亲想起了他的舅舅李淑宝，王道渠鸿发的时候，这个当二姐的没少给娘家这根独苗苗弟弟送钱送粮。
当新初母亲娘儿俩走过两条沟、翻过三道梁，赶了二十来里路，气喘吁吁地进了舅舅李淑宝的家门时，慈祥的外婆忙着放下手中的活儿，给自己一生命运多舛的二女儿和可怜巴巴的大外孙煮了碗开水蛋。李淑宝却没有那好脸色，更不像以前“二姐、二姐”地叫得欢儿。新初母亲也没有对这个不冷不热的弟弟客气，一顿数落之后，身上没现钱的李淑宝答应把猪圈里的两头细猪儿送一头给姐姐，说等喂肥了卖了除了还我细猪儿本钱外，剩下的给新初交学费大概够了。新初母亲这才消下气来，说了几句“你个砍脑壳的总还算是有点良心”，便往回赶。
一路上，新初牵着猪走在前头，满脑子都在琢磨，这书还读不读？走在后面邀猪的母亲也心里直嘀咕，这个细猪儿硬是细啊，就是等到期末也喂不成肥猪变不了现，到哪里去给儿子凑这五块钱的学费？
新初母亲想遍了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就“啪、啪、啪”地一鞭又一鞭地抽打在猪身上。新初吓得几个趔趄，感到那鞭子似乎是“啪、啪、啪”地抽在自己的身上，肩上背上的肌肉就随着那没有节奏的鞭子响声胡乱抽动，钻心的痛！
直到回了家，听到下蛋的母鸡“咯、咯、咯”的叫声，才给了正在想着苦方儿的新初母亲似乎找到了灵感，她把猪儿一赶进圈，就拉起新初的手说：“走，新初，跟妈妈到学校去！”
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张平老师，新初母亲似乎是一副老熟人的口气：“张老师，你父亲张书记是全公社最受尊敬的领导，新初爸爸与张书记当年也好朋友，没少得到老书记的照顾。如今新初他爸爸不在，家里一时半会没那么多学费，你要是相信我，就先把新书给新初发了，学费我一分钱都不会少，就是卖鸡蛋也要在放假之前把学费钱凑齐，绝不让张老师您为难。”
其实，张书记的弟弟张胜与新初父亲同在一个宣传队，对能写会画的王道渠满怀嫉妒，一次王道渠在墙壁上刷标语时，刷在了旧标语毛主席的“毛”字留下的印迹上，张胜抓住了机会向公社党委揭发，王道渠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全公社批斗大会上被批斗了一个上午，又进了半个月的“学习班”才算了结。这一点新初母亲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刚参加工作的张平，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加之对王道渠的事情早有耳闻，对新初母亲的为人更是敬佩有加，再说新初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还想让他继续做班干部呢，于是一口一个“李姨您别客气”，满口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新初总算进入了初中。新初开始为自己读初中而感到高兴了，他高兴的不是读的年级高了，而是自己的力气渐渐地大了。每天一放学，他就一路飞奔回家，帮着母亲干点活儿，也不过是牵牛喂猪扫地坝之类的。后来与二姐一起两人一根扁担抬水，读到初二的时候，已经能够挑水了，从最初的半桶水，到中途歇一脚挑满桶水，再后来是满桶水一口气跑拢屋。
新初一边读书，一边琢磨着自己的那点学费。一次去河西街上赶场理发，他发现了藤藤菜还可以卖钱，只是便宜。西瓜、黄瓜、菜瓜要贵些，可是家里没有。在第二年的春天，有空就到场上转悠的新初终于买到了种苗，便在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学着母亲的样儿栽了起来。除草浇水、挑粪施肥、搭站牵藤，空了就蹲在地里，一天天看着那些秧苗分叶、开花、结瓜。菜瓜最多，黄瓜也结了不少，卖了些钱，不但可以补交了学费，还挡了家里一些油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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