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候，英国的一个考古座谈会上，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院长彼得·乌科提出了一个议题：
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是否应该归还中国？
一个英国人起身反对：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物存在的最大价值是记录历史。当年我们抢劫中国的一刹那，这些文物和大英帝国发生了联系。所以，它们既是中国的文物，也是我们的文物。我们有理由保存它。
这个观点的后半句话只能说不要脸到了一定境界，前半句话说的倒是没错，文物既是历史的见证，既见证当时的历史，也会被后来的历史赋予新的价值。
就如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的《祭侄文稿》，这篇祭文是颜真卿心怀悲愤直抒胸臆，其中虽有涂抹，但反而更显感情之充沛与真挚。
这篇仓促行书的祭文见证了安史之乱，见证了颜氏的满门忠烈，见证了颜真卿宁折不弯的一生，同样还见证了颜真卿在书法上的精进。
《中国通史简编》赞誉颜真卿，称初唐的欧虞褚薛四人只是二王书法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颜真卿本人就犹如一支毛笔，用前半生在盛唐汲满了墨水，后半生以身作笔，用自己文昭武烈的一生书写了安史之乱的大唐倾覆。
颜公去世后，《祭侄文稿》历经名家与皇家内府收藏，先后见证了宋破灭、元一统、明兴复、清入关。
历经千年，原帖75厘米长的字帖，硬生生被接续加长到了530厘米，新接的纸上满是历代收藏者的跋文序言印鉴，也让这幅国宝本身就有的史料价值变得更加丰满。】
“强词夺理！”
魏征敬重颜氏忠烈，故而气的脸都有点泛红：
“若循彼辈之蛮理，我等掠其财夺其民，彼辈亦不得讨还？”
“彼辈真是好不要丁点颜面！”
侯君集倒是若有所思：
“若依彼辈之蛮理，我等以刀兵加其身，便可予取予求？”
一时间他更是想起来了那玄奘法师所说的西方宝主之国，人无礼义，惟重财贿，只觉得说得一点儿没错，且彼辈千年过去一点长进都没。
“如此岂不方便征伐？”
长孙无忌舔了舔嘴唇冷笑。
只可惜这英虽不明地理，但应当离的颇远。
李世民不说话，只是静静观摩着这副泣血祭文。
如后世所说，这字帖被接上不同颜色的纸变得极长，那些个新添的序言和跋语比祭文本身更长，更“工整”，但这些字都谦卑的列于一边，丝毫不能遮挡这有多处涂抹修改的祭文之光彩。
书法亦是李世民的兴趣爱好之一，虽工二王字，尤善飞白体。
此刻亲眼看着这副字帖，李世民面多慨然之色：
“颜家祭文，亦可作盛唐祭文。”
说着念出了这文稿上颜真卿的悲愤之问。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谁为荼毒？后世没有明说，但李世民有自己对于兵权的看法。
从金吾卫，到禁军，再到攻颉利时的行军总管。
离天子愈远，自决之权也就愈大，好让将帅能便宜行事。
盛世时的万里疆域，所带来的便是自决权不输于前朝诸侯王的节度镇守。
边将坐大，朝廷糜烂，强枝弱干，只需要一个别有用心的节度，叛乱必起。
由此李世民反而有点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了：
先祖理应为后辈遮风挡雨才是，怎能事事都求后辈的万全之法？
【但也许颜真卿自己本人都想不到的是，到了现代后，他曾经遭受过的不公待遇，在这幅国宝上又重新遭受了一遍。
《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考虑到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据说被二凤带到了棺材里，那说《祭侄文稿》是存世的第一行书也未尝不可。
而且文物上有个说法，纸寿千年，绢本折半。
一千多年前的纸质祭文，展一次伤一次，看一次少一次。
如此的天下至宝反而被夷州主动借出送往倭国展览，说的好听叫文化交流。
但，卢浮宫不会把《蒙娜丽莎》外借，埃及不会将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外送。
《祭侄文稿》见证了一千多年前的一段国仇家恨，如此重逾泰山的至宝却被夷州几个别有用心者主动送到小日子展览。
小日子与我们之间有着同样的国仇家恨。
颜公自己定然无法想到，时隔千年，他的祭文还能见证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这让人不禁想起来前面奸相卢杞恶意构陷让颜公身赴险境时，另一宰相李勉对德宗的劝告：
失一元老，贻朝廷羞。
时过境迁，千载悠悠，以国重宝媚外，何不以溺自照？】
众人首先回头去看他们的陛下。
李世民耳根微红，振振有词道：
“朕乃爱宝心切！后世不亦有说，纸寿仅千年。”
“若无朕之爱惜，宝帖或丧于战火，辱没于贼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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