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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宗是一个人到县里去的，回去的时候带回了一个技术员，名叫严东生，看着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他把人安排到男知青点，跟孙立伟、孙修伟一起住。
“你们都是年轻人，平时多交流，有什么困难、需要，就跟大队反映。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往小了说，是把柳树屯建设好，柳树屯好了，咱们大家都好。往大了说，是把国家建设好。
我们这儿穷乡僻壤，条件是艰苦了点，咱们多包涵。咱们一起，努力创造出好的条件来。你们来到我们这儿，帮助柳树屯发展，我老张，我们柳树屯全体社员，感激不尽。”
张光宗推心置腹。
他觉得自己得把对知青的看法和想法都改一改。以前他是被动接收知青，把他们当成负担，现在，他要把知青们当成资源，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了。
既然来了，就得把价值都发挥出来！不光是他们本人的价值，还有他们的背景、人脉圈子的价值，都用来帮助柳树屯的发展。
三个年轻人不知道张光宗的小算盘，听着他真挚的话语，十分动容。
孙立伟说：“大队长，有您这句话，我就觉得我没白来。我们响应号召，‘扎根农村闹革命’，不把咱柳树屯发展好了，我不走了！”
张光宗笑道：“发展好了你更别走！”
安排完住处，张光宗让严东生先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夜校给大家上课。
从此以后，柳树屯夜校多了一位稳定的老师。
谢赟听到严东生这个名字的时候，震惊极了。
我的老天呐，柳树屯这是走了狗屎运了！
严东生这个人，虽然和剧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在书里出现过。因为他改良了麦种，让小麦产量大幅提高，地位虽然和杂交水稻之父没法比，但也是赫赫有名的农学家。
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运动结束以后，严东生回到学校读研究生，才正式开始了改良麦种的研究，并且很快取得了成果。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那几年在某个县的农业局工作，没干出什么成绩来”，现在看来，那个“某个县”就是曲水县啊。
这样一个人才到了柳树屯！想想就激动人心。
谢赟决定抽空去跟大队长聊聊，想办法让严东生尽快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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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东生在柳树屯扎下根来，白天带着几名社员在山上穿梭，完成他的养蜂大业，晚上去夜校给大家上农学课，详细的教大家如何种地。从选种，到播种，再到间苗、施肥，防治病虫害，怎么判断作物缺少哪种营养，他都讲的一清二楚。
学员们：“……”
你这个知识分子还真的会种地嘞！比他们这些世代老农还门清的感觉。
有人直接发问：“严老师，你种过地啊？”
“种过。”
“看着不像啊？”
严东生笑道：“我之前上的是农业大学，我们有专门的试验田，每个学生都会种地的。”
大家这才知道，人家严技术员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严东生在1963年考上了农业大学，可惜，没等到正式毕业，运动开始了。他没有留在学校里搞运动，主动休学回家了。
本来以为运动很快就能结束，他就能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分配工作，去农业战线上大展宏图，为了国人的吃饱饭事业贡献一生。
结果，这运动没完没了，他这样的基本上被学校遗忘了。
没办法，他不想在家里蹉跎，只好自己找关系找路子，给自己找了份工作，从市里来到了曲水县农业局，也算是专业对口。
来柳树屯是他入职以来接受的第一个独立任务，他一定要把养蜂工作做好，把柳树屯的粮食生产搞上去，才不枉他来这儿走一遭。不然他又会回办公室闲着去了。
张光宗这才知道，自己随便拎回来的技术员并不是他以为的那种受过短期培训、比普通人懂得多一点的技术员，而是一名真正的技术专家。
谢赟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极力怂恿他支持严东生的工作，“知识就是力量，这绝不是一句空话。知识还能提高产量，让咱们多收粮食。我觉得严东生同志肯定能够大有所为！他要啥就给他啥。”
张光宗咽了咽口水，决定还是先看看严东生想要啥，再决定给不给，关键是他给不给得起。
不过，只要他要的不过分，他应该是给得起的。虽然他只是个小小的大队长，手上可是实打实的握着资源呢！
随后，张光宗找严东生谈了一次话，了解了他内心的抱负和理想，张大队长毫不吝啬，挥手给他划了几块试验田，还给他分配了几个人，让他随便搞实验。
“需要什么你告诉我，我们这儿没有的，我去向兄弟单位求助，都给你弄来。你要是能研究出成果来，我们柳树屯全体社员也跟着脸上有光！”
严东生感动极了，干起活来更加努力认真。
谢赟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又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讲述了柳树屯的贫下中农们是如何的追求进步，城里来的知青和技术人才是如何的心系农村，废寝忘食地帮助农村发展、帮助农民增收，大家是如何的团结一心，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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