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玉泉只有一个儿子，这意味着他们家传宗接代的任务就全压在了他儿子身上。而阎玉泉的儿媳妇已经生了三胎女孩，这让阎玉泉心急如焚。
当时他的儿媳妇怀第三胎时，阎玉泉的房子并没有被真正砸掉。原来，当时的阎玉泉还是当村长，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花钱打通了一些领导的关节。因此，当计划生育工作队员来砸他的房子时，他们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然而，尽管保住了房子，但阎玉泉自己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不仅丢掉了村长的职位，还被罚款一万七千元，这几乎相当于他们全家七年的收入！这样的惩罚对闫玉泉来说打击也不小，首先，他当了十几年的村主任，那一年他正好有资格考干考乡政府干部，而且他还是高中毕业生，高考的落榜生，这个事情折腾了一下，他的考干资格也就被取消了，而阿凡达提才初中毕业，人家就考上了乡政府的干部。其次，他本来想拿那一万多块钱去做蒜头生意，因为那一年蒜头价格很好，而他又有外省来的低价的蒜头货源，结果被罚款了一万六千元，最后这个生意只能介绍给同村的一个远房堂哥，而这个堂哥那一年蒜头生意竟然赚了将近三万块钱，只给他感谢费两千元。
虽然这样，但是，老村长阎玉泉就是让怀孕的儿媳妇藏匿起来，坚持要一个男孙，这可是第四胎呀，整个乡都没有出现过第四胎。
因为他通过关系给儿媳妇偷偷做过B超，确认儿媳妇怀的是男孩，尽管这时的他也相信那个道士的说法。
于是，秦洲想到可以反过来采取措施，他通过打听，得知阎玉泉很顾面子，所以，秦洲就想到从闫玉泉的面子上做文章，就是必须要采取很丢闫玉泉面子的措施。
于是，秦洲召集三个人以很温和的态度与阎玉泉商量，把闫玉泉家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辆建设牌的摩托车搬到乡政府，并对闫玉泉说到：“什么时候你叫你的儿媳妇到乡政府去参加妇检，我就把彩色电视机和摩托车还给你。”
闫玉泉知道自己理亏，所以，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被工作队搬走时，他默默地拿着扣押单一句话也不敢吭声。
秦洲给彩色电视机和摩托车贴上阎玉泉名字的扣押标签底单，然后放置在乡政府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
秦洲在乡政府召开干部大会的时候，请求乡党委书记在会上跟所有干部说，如果遇上闫玉泉时，要跟闫玉泉说“你的摩托车和电视机怎么会在乡政府”这句话。
闫玉泉很顾面子，自从他没有担任村委会主任以后，他遇上乡政府里面的干部时都会躲着走，而乡政府的干部每每看到闫玉泉的时候，都会故意走过去对闫玉泉说:"闫主任，你的电视机和摩托车怎么会在乡政府呢？"，"你的电视机和摩托车是不是要拿到乡政府去拍卖？"，"闫主任，彩色电视机我们整个乡可能都没有三台，你那个彩色电视机不要了？"
……
大家都客气的叫闫玉泉闫主任，但此时的闫玉泉听到干部说这样的话后，心里十分的难受，可以说是备受煎熬。
这一招果然很灵，忍无可忍的闫玉泉权衡利弊之后，自觉叫儿媳妇去乡政府参加妇检，因为不单单是面子问题，那台彩色电视机他是换购外汇券，通过在省城外贸公司的表弟的关系从日本原装进口的，价值四千多元，据说是当时全乡唯一一台从日本原装进口的彩电视机。而那辆摩托车，虽然是建设牌的，但也是整个乡为数不多的摩托车。
秦洲实现不砸房子，采用扣押贵重物品并贴标签的办法，对阎玉泉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损的招。
这样一来，秦洲在不砸房子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计划生育任务。
但是，秦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烫手芋″，后来还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按照张军杰的说法，扣押物品必须交给乡政府。
一般情况下，被扣押物品的对象大多数最后还是超生了，这些被扣押的物品都会被那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特别是乡两委领导占为己有。
但是，这次阎玉泉的这些物品太贵重了，张军杰想方设法想把这些物品据为己有，他把彩色电视机搬到自己的房间，把摩托车也开走了。
阎玉泉的儿媳妇参加妇检后，他向张军杰要回电视机和摩托车，张军杰嬉皮笑脸说:"就借我享受两个月"。
为此，阎玉泉就找秦洲讨回东西，因为扣押单是秦洲开的。
于是，秦洲就去找张军杰，但张军杰却说:"我已经跟老阎说了，就借用两个月，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秦洲说:"人家已经找上我了，说物品是我扣押的，就找我要回。"
张军杰不耐烦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我都跟你说已经跟老阎说好了"。
就这样，阎玉泉强烈要求拿回被扣押物品，甚至对秦洲说了些很难听的话，而张军杰又不肯，秦洲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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