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玉儿愣神的时候，杨宪直接伸手拉过对方的左手，然后将衣袖褪了上去，露出里头白皙的手臂。
“等会儿会有点儿疼，忍着点。”
杨宪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中的手术刀在玉儿左手臂上快速挑了道口子，然后立刻种上液体牛痘苗。
“好了吗？”玉儿开口问道。
“好了。”杨宪将工具收回医药箱，开口道。
“你不是说会有点儿疼吗，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玉儿皱了皱眉，低头看了一眼手臂，如果不是手臂上的伤口证明她方才确实接种过牛痘，她还以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杨宪看了玉儿一眼，总觉得方才他们之间的对话怪怪的。
还有就是，不知道该说是自己技术太好，还是玉儿这妮子的反应神经太大条了，无论怎么说，她手臂都是被挑破一个口，流了血的。
而在杨宪给上官玉儿接种牛痘的过程中，有一个全程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人就是太医院的院首吴四海。
吴四海好奇问道：“杨国公所用之法，是否与葛洪医书《肘后备急方》原理相同，用的是以毒攻毒的法子。”
杨宪回头看了吴四海一眼，开口笑道：“不愧是吴太医，医学知识渊博。”
别看吴四海在面对徐达和朱雄英的病都束手无策，就否定他，因为这两样病就不是这个时代可以治愈的，而并非是他吴四海的医术不行。
能够一路做到太医院院首的位置，就已经足够证明吴四海的才能了。
很多人一直以为免疫、疫苗这些是西医的概念，其实并不是。
免疫一词，最早见于我国明代的一本医书《免疫类方》，这书讲的是“免除疫疠”，也就是防治传染病的意思。
而运用现代“免疫学”概念来防止疾病的事例则要追溯到更早，晋朝葛洪《时后方》中就记载了，被疯狗咬伤后，要防治狂犬病，可以取用该疯狗的胆汁，外敷于伤口。
原时空到了明代中期，为了防治天花，民间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要领先西方数百年。
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取天花患儿贴身内衣，给健康未出痘的小儿穿着二三天，以达种痘之目的，也就是常说的痘衣法。
其二取天花患儿的新鲜痘浆，用棉签蘸取塞入到被接种对象的鼻孔，以此引发起痘，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
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还有旱苗法以及水苗法，这两种方法需要对人痘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显得专业成熟很多。
可无论用哪一种接种方法，其中有一点不会发生改变，那就是接种的都是人痘。
人痘的思路很朴素，以毒攻毒，但具体操作上风险极大，如何减少病毒的毒性同时不丢失其刺激身体形成免疫能力，即便到了巴斯德的年代，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天花病毒不同于其他病毒，一旦毒力没有减弱，等于人工地得一场天花，冒高达三分之一的死亡的风险。
一些时候病毒并没有减弱多少，与直接得天花，并没有本质不同，完全就是拼人品。
你想着是引发低烈度的天花，可最后反而是成了催命符。
不过死亡概率，远比感染天花后死亡的概率小得多，因此种人痘依旧是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而且后来詹纳发明的种牛痘之法就是脱胎于我国的种人痘。
到了清朝。
入关之初，满人面临着天花感染的巨大风险，众多满人包括皇族因此而夭折。
1649年，也就是清王朝入主北京的第五年。
春节刚过，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并非又有敌方的军队打过来了，而是天花爆发了。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京城百姓乱作一团，和这一次大明的京城相似。
可清朝处理方法，却是截然不同。
正月三十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京城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京城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啻是一场灾难。后人在京城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1645年的一份奏折中，看到这样的叙述：“稍有发热或生疥癣等疮的百姓无不被驱逐。贫苦百姓被赶到城外，无居无食，往往将年幼体弱的子女抛弃道旁，任其饿死。”
老百姓被驱赶，皇族大臣则四处躲避。
效法皇太极，顺治帝也为自己在南苑和西苑各建了一处避痘所。
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顺治皇帝便会急忙奔往避痘，早早跑到城外的南苑避痘去了。留在城里的清朝贵族们也一个个深宅紧闭，战战兢兢地等待瘟疫早点过去。
这样的情形仅正史有载的就达五次之多。
尽管重重设防，但天花病毒却防不胜防。
顺治帝并非如鹿鼎记中所写的那般因痴情出家，而是死于天花。
终生避痘的顺治帝因为天花而病逝，这是何等的嘲讽。
之后身受天花之害的康熙更加明白天花的可怕，他认为如果天花不灭掉，未来自己的子女还会有可能感染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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