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阁老，这……”
等皇帝撂下话走人后，内阁的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皇帝走了，他们没有了情绪爆发的对象，自然也就冷静了下来。
在沉默一段时间后，都察院都御史王竑率先对商辂开口。
作为主管检察的国家最高官员，王竑其实是乐意见到检察权力扩大，延伸到最底下的。
毕竟权威重了，不仅能体现出皇帝对自身的重视和对吏治的认真，自家也有不少好处。
名正言顺的权力，谁不喜欢呢？
倾向于守旧的彭时则是继续反对，“民可，使由之。这是陛下自己对圣人的句读之断，怎么如今，什么都给他包办了呢？若是事事都检，人人都察，岂不是说明朝廷连地方上的县令都信不过？”
朱见济在给太学编教科书的时候，是很努力的在塞私货，企图把学子培养成自己想要的人才的。
所以他“首创”了标点符号，对大量的典籍进行了断句。
一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语句，朱见济自然是沿用了的，但对于一些句读不同，意义就要变一变的句子，则是在天下士人中引起了不小反应。
典型的就是彭时刚刚所讲的那句，
到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读不同，对读书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初在编修的时候，翰林院的学者就跟皇帝大胆的辩论过这话，可惜没能抵得过朱见济的诡辩，加上后者皇权在身，到底是认了——
朱太祖连孟子都扔出孔庙了，对其人的着作都删改了不少，现在老朱家的皇帝要改一改别的话，谁能抵抗？
而且这意思一变，反倒是更符合儒家的传统思想了。
毕竟在如何治理国家上面，中国沿用了很久的儒家方法，也就是“以德治国”。
不管人心里怎么想的，起码大家嘴上说得都是这样的话，要遇上某些缺心眼的，就容易把这话当成真理。
而德治，就是儒家扯着嗓子喊了几千年的东西。
从春秋时期开始，德治跟法治就掐架了不知道多少次，直到后面当官的都成了儒家的人，才慢慢的掌握法律解释权，用儒家思想指导起了法治建设。
对于真正的儒学家来说，他们是相信“道德能感化一切”这种事的。
地方上面已经有了乡约、社学这种东西，百姓是可以得到足够教化的。
再去强化检察，强化管理，那就没有必要了。
有道德就够了嘛！
人只要有了足够的教育，就可以变好的！
“陛下说了，道法并用，况且《唐律疏议》中也讲，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天底下哪有天生的君子？幼儿懵懂无知，都是要教的。”
商辂捻着胡子说道，“天底下有不服王化的、有不从圣道的……这些人，若是要用道德感化，也不知道要多久。”
“于官于民，做事断案，以刑法辅之，以检察警之，以判法正之，也是弘扬圣人教化的一种方法。”
“而且你我，能于天子如何？”
大明朝的臣子，要真跟皇帝对着干，那得等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要亡了的时候，才能做到呢！
以如今的皇权专制力度，要皇帝真一犟到底，谁也没有办法。
还跟一个喜欢较真，又能带着兵马硬刚的皇帝打擂台？
这不是找死吗？
“而且广设检察使，管的是滥用职权的官，要是持身清正，何必怕这个？”
地方上已经有按察司了，再多一些也无妨。
……
“周似他们回来了？”
在经过一番冷战，面对皇帝的“独断专行”，阁臣们到底是没能抵抗住，最后还是认同了朱见济的要求。
说来说去，就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事儿嘛。
对于任何当官的人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自己被人盯着，手里的印章被关进笼子的。
可内阁大臣们不仅仅是普通官僚，他们还是国家中枢的调控者。
看待事物，不但要看做事如何，还要看对国家整体的影响如何。
“县”作为郡县制普及以来，中国传统的基层行政单位，于体系中虽小，对地方小民而言，却是极大的。
县令还能被称之为“百里侯”呢！
有能力的知县，像朱见济接见过的延安知府孔镛，倚仗手里的诸多权力，一就任地方，便可以平定一方，抚民生息，带兵打仗都不虚的。
但没能力又贪心的，在一县权力在手后，造成的破坏就很大了。
所以对他们进行检察，的确有必要。
更低一级的乡镇，很多时候都是本地人在管理，申明亭被破坏后，法律意识更加淡薄，对于朝廷的敬畏心也跟着减少。
能派人再去那儿巡法普查，也有利于打击地痞流氓。
被人骂“管的宽”也没办法，
谁让老朱家的执政风格就这样？
朱太祖一个人就安排了多少事？
不仅有政务、子孙排序，连官员出门带不带妻妾的私人事务都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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