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民以食为天。
无论什么时候，农业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二人足可以养活了一个五口之家。
同时又可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
农业与农人，实在是大秦之本，帝国之根。
但农人的生活苦哇。
一个五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终年劳碌，不得休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不过收入一两百石粮食。
除去各种成本、税负，不过是堪堪糊口活命罢了。
农人不易，尤其是相对于投机取巧的商人。
本本分分耕种的大秦农人，实在是太苦了。
绝对不能让大秦农人，让老实人吃亏。
扶苏皇帝上台之后，对于农业税进行了大幅度的减免，直接降到了十分之一。
在其执政后期，他甚至连十一之税都不再征收了，直接废除了农业税。
降低农业税之后，扶苏随后又取消了人头税。
黔首百姓欢欣鼓舞，纷纷高呼皇帝万年。
不与农争利，这是扶苏执政的一条重要法则，贯穿了他皇帝职业生涯的始终。
正是因为扶苏对于农人的格外优待，使其得到了一个农皇帝的美誉。
黔首亲昵的称呼扶苏为“农皇帝”，意思是他是天下农人的皇帝。
对此，扶苏十分骄傲，什么叫得民心啊。（战术后仰）
扶苏对于农人是优待的，对于工人的宽厚的，但对于商人则是刻薄的。
应该说是不仅仅是刻薄，而是一种丧心病狂、丧尽天良的仇视。
......
重农抑商，乃是大秦的国策。
这项制度自商鞅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商君曾说过：
“圣人治国之要，在于归心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多则农少，农少则国贫，国贫则天下乱。故末技之民，必重其税，以困辱之。”
商君的意思很明确，治国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农业，这是帝国统治的基本盘。
农人是帝国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帝国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大秦统治者要和农人站在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正是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人，造就了大秦强盛与辉煌。
在政治上，要给予农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商人，要贬低、压制其社会地位，这就是“法律贵农夫，而贱商贾”。
虽然政治地位上，商人远不如农人尊贵。但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却反了过来。
任何朝代，农人都是社会中收入最微薄的。
始皇帝时期，也有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民谚。
大秦农人和商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大，这种矛盾由来已久。
农人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很辛苦。耕地产出，除去租税，不过勉强维持生计，一遇灾变，就要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商业的获利是很轻松的。很多时候是高买低卖、囤聚居奇的不劳而获，甚至是官商勾结、侵吞大秦官方田池。
天下黔首意见很大啊。
他们认为商人天生就是邪恶的，必须要加以严惩。
这种观点与一百六十九世皇帝时期大秦莱茵郡着名学者马尔思的观点不谋而合。
马尔思说：
“商人的恶，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商人追逐利润，就像猫追逐老鼠。一旦有足够的利润，他们的胆子就大起来了。”
“如果有50%的利润，商人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商人就敢践踏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他们将悍不畏死，敢于犯下任何罪行。”
事实也的确如此。
商人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只会贪图自己的蝇头小利。
他们贵买贱卖，囤聚居奇和高利盘剥，赚取了海量的财富。
每逢灾害，他们都会大发国难财。趁火打劫，低价购买土地，大肆兼并，将自耕农沦为隶臣妾或者流民。
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成为流民，而流民是帝国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常常一颗火星，就能将其点燃，发展成为足以覆灭帝国的燎原之火。
后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凡是大秦强盛的时期，无一不是自耕农经济最为巩固的时期。凡是大秦衰落的时期，无一不是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
在二世皇帝时期，大秦的抑商力度陡然加大。
扶苏减轻农业税、取消人头税的诏书刚刚传遍天下，天下黔首的欢呼还没有消散，一项针对商人、豪强征收巨额财产税的诏书又已经发出了。
内廷民部的主事萧何，在将这份《算缗诏》发向全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大秦的商人集团默哀了，他们的末日到了。
扶苏在诏书中说，“汝等何功于秦？敢衣丝履锦，食馐乘车，恃财而骄，兼并农人，武断于乡，交通王侯。其与乱贼何异！”
在这份诏书里，扶苏宣布将对商人豪强等征收一项名为算缗的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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