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之洞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勤奋与机遇的交织。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旁的官舍内，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由于出生地位于孔明洞侧，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张之洞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勤奋，五岁时便开始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张之洞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老师包括了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丁诵先与韩超对其影响尤为深远。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而韩超则官至贵州巡抚，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为张之洞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与道德支撑。
在13岁之前，张之洞就已经完成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并且涉猎了广泛的史学、文字学、文学乃至经济学知识。此外，他还自学了诸如《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学着作，这为他日后在政务和学术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少年时期，张之洞就有夜读静思的习惯，经常在夜晚挑灯苦读，直至深夜，这种刻苦的精神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并且培养了处理政务时严谨的工作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满十四岁的张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参加县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进入了县学。此后不久，他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然而，从1850年到1863年的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并没有立即实现他的科举理想。这十年间，他因各种原因暂时搁置了科举之路。一方面，他协助父亲处理军务，应对贵州苗民起义；另一方面，他也经历了结婚生子、父亲去世守丧等家庭事务，这些都让他无法专心备考。尤其是在23岁时，由于族兄张之万担任同考官，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张之洞主动回避了当年的会试。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科举高光时刻。这一年，他参加了会试和殿试，并成功夺得了进士头衔，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随后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踏入仕途。随后几年，张之洞的官职逐渐提升，他担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等职位。特别是在担任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学风，创立了经心书院，积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而在四川学政任上，他与四川总督吴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邀请知名学者任教，并亲自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书籍，旨在指导学子们如何读书治学，修身齐家。
二、清流首领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着名的“清流派”首领。清流派是一个以反对腐败、倡导改革为己任的政治群体，他们主张强化中央权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关注外交关系中的国家尊严。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因其坚定立场和积极建言而声名鹊起，成为清流派的实际领导者。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担任文渊阁校理，开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枢机构的职业生涯。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补任国子监司业，并随后转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经局洗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颜崇厚前往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崇厚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不佳，最终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伊犁，但实际上使伊犁地区处于俄国的包围之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随即上奏《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详筹边计折》，分析了条约的十条不可接受之处，并呼吁必须修改条约，同时加强军事准备，暂缓签订，并要求追究崇厚的责任。这次上书引起了皇室的高度关注，张之洞因此获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见，并被特许随时前往总理衙门提供咨询。他与张佩伦、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奏折，提出了包括筹措军费、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张之洞的政治声望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他与其他三位官员——宝廷、张佩伦、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而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实际领袖。他们拥护军机大臣李鸿藻为精神领袖，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打击腐败的改革措施。
在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面对的是一个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的山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局势。首先，他勤于考核下属官员，清除那些贪污渎职的人员，同时表彰那些廉洁奉公的好官。其次，他严禁鸦片买卖，并推广禁烟运动，试图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此外，他还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确保财政透明，并改进了山西铁矿产品的运输方式，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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